2017年7月2日下午，1331.c.om.银河游戏第六期“文学・语言・生活”民间学术沙龙在1331.c.om.银河游戏长清校区天地书声图书馆稷下讲堂举办。本期沙龙的题目为《何处是狂人的“阁楼”或“铁屋”？――也从谈起》，洪亮老师应邀担任主讲，魏建老师担任沙龙主持，1331.c.om.银河游戏近20名教师参加了该活动。
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主讲人主题发言环节。洪亮老师由自己早年求学时对《狂人日记》的一个疑惑引申开来，与在座老师分享了自己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与思考，希望在与大家交流中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
一、主题发言
洪亮老师由他2011年在社科院听的一场讲座谈起，该讲座是陆建德教授的《狂人与隐士的文化批判》（以下简称陆文）。陆教授拿鲁迅的“狂人”形象与中国文化中对狂人与隐士的推崇进行了勾连与批判，他指出“狂人”的痛苦来自自己虚荣虚妄的心态，要摆脱这种痛苦，首先要从自己的“铁屋”走出来。同样的，在1999年崔卫平教授发表了题为《阁楼上的疯男人》（以下简称崔文）的文章，她也把“狂人”看做一个自高自大又自恋的形象。当时正好发生了“鲁迅事件”，在2001年鲁迅研究界的葛涛等人编的《聚焦“鲁迅事件”》中崔卫平的文章并没有得到回应，而在它的序言《“鲁迅事件”白皮书》中，崔卫平的文章只得到了些微回应。
崔卫平教授的出发点是对“启蒙”概念的理解。1784年康德的《启蒙是什么？》指出“启蒙”不是先知的活动，而是承认每个人的理性，使每个人参与到其中。他得出“启蒙反对启蒙，启蒙反对先知，反对私人拥有个人”，也由此产生一系列关于“狂人”身份的疑问。洪亮老师认为，“鲁迅事件”中这篇文章可谓意义重大。
洪亮老师提到陆建德教授写过一篇《走出狂人的“铁屋”》来回应崔卫平教授，但是陆文的出发点却同崔文不一样。崔文是从普遍理性的角度来立论，而陆文从现代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对比来切入，但都关注了“狂人”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中的关系。洪亮老师对陆教授“成全‘狂人’声名的恰恰是反对他的中国狂文化”这一观点大加激赏，但是他对陆文提出了问题却最终没有获得鲁迅研究界的注意表示了遗憾。
接下来洪亮老师针对鲁迅思想的复杂性矛盾性做了一番表述，强调落入鲁迅思想陷阱的危险，并且提醒了进行批评要理解对方的立场，否则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他认为陆、崔两人的观点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个试金石，也提供了一次对话机会，但是缺乏回应实在令人失望。所以他今天将两人文章重新抛出来，希望获得回应和支援。
他对崔文中两个细节进行详细阐述回应。一个是关于文学本质的问题，崔卫平和鲁迅都相信文学的有限性和无用性，但是二人得出了迥异的两种观点：鲁迅产生了“狂人”的形象；崔卫平则倾向于否定“狂人”的积极作用。这体现在两人逻辑的相反的地方，是文学的无用和文学的有限何为因何为果的问题。至此，洪亮老师又提出日本鲁迅研究者竹内好的“政治与文学”互动的观点来丰富鲁迅观点的内涵。又因此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竹内好援引鲁迅的两篇文章：《革命时代的文学》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历史和现实中政治与文学对弈，文学的惨败深刻地影响了鲁迅，树立了他的文学无用论，这也导致了他认识文学与政治互动中的逻辑的悖反。而竹内好梳理了鲁迅产生这种思想的时间――早在“三一八惨案”的打击之前，《狂人日记》早已发表，所以《狂人日记》指向的是文化批判，不能和政治划等号。所以洪亮老师指出对于鲁迅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崔卫平的理解是不够的。
洪亮老师认为陆文提出的观点更有价值，只是曲高和寡。它涉及“狂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陆建德认为古代文学中出现的狂狷者形象只是在表现清高和抱负，以及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高姿态，这是一种自我膨胀与自我恭维，强调与世俗对立的“狂”值得批判。洪亮老师补充，传统中对“狂”的推崇仅限于文学领域，而非为人处世的狂，历史上只有“狂言”而没有“狂人”。比如辛弃疾和苏东坡，一方面他们文风豪放不拘，另一方面他们也注重做出现实的功业。儒家的传统存在着立身之道与文章之道的反差，如萧纲继曹丕之后对儒家文化的反拨。鲁迅对此表达了赞赏：“后世小气文人，不敢想。”
但是还需注意，洪亮老师强调，鲁迅是抱着“文学为人生”理想的人，要时刻谨记鲁迅的立场：一方面主张“立狂言”，如《摩罗诗力说》；另一方面又一贯反对“赤膊上阵”，反对无谓的牺牲，反差鲜明――鲁迅认为文学与现实相关，但是要审慎处理他们的关系。而《摩罗诗力说》只是传达给读者情绪，而不负责提供解决方案。
最后，洪亮老师给出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结论：对于“狂人”来说，存在“铁屋”或者“阁楼”，而这个“铁屋”与“阁楼”只是文学本身。正是“狂人”的活动领域被限制在文学当中，当他走出“铁屋”的时候，会对社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我们承认文学与现实不存在绝对关系，则不必要求文学走入现实，要求写作时去考虑社会的需要，像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即在自足的一个环境中进行一种自觉的创作也是可以的。在现代的世界中，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现实意义，文学和现实的边界逐渐消融。陆文和崔文的观点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的标准，来衡量评价文学的作用，他不禁有一种怀疑：这是不是用“阁楼”或者“铁屋”之外的思维方式来考虑而将文学与现实混同了起来？
二、讨论与对话
中场休息环节特邀学校2014级播音主持专业学生李新为大家朗诵了诗歌《将进酒》、《雨巷》，精彩表演过后，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陈长书老师首先提出，《狂人日记》里的“狂”和中国传统的“狂狷”并非一回事儿，感觉“此狂非彼狂”。
洪亮老师解释道，两者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狂人日记》的“狂”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而中国古代的“狂”是有精神象征的，在陆建德文章的论述中，《狂人日记》的“狂”从根源上来讲，不过是做奴隶的一种自我沉醉、自我膨胀和自我支配，觉得只有我是先行者，我是觉醒者，如果我们从象征意义上来理解《狂人日记》的“狂”，陆建德的分析就是合理的，如果从作品本身把他当做一个精神病人，那肯定和狂狷完全是两码事。
顾广梅老师接着此问题继续探讨，她通过回忆初读《狂人日记》的文学感受，表示没有读出崔卫平老师和陆建德老师文章中提出的自我膨胀，而是感到了狂人的可悲可敬，应该把他定义为一个人命运的悲剧或者更高意义上文化的悲剧，并提醒洪亮老师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与这两篇文章进行对话，就是狂人和尼采笔下的超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在阅读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中感觉两人很相似，所以建议要有这样一个插入性的东西或专门开辟一个论证的层次，才能把这个问题谈得更完整、更清晰。
洪老师表示初读《狂人日记》的感觉与顾老师极为相似，即便说“狂人”是一种悲剧性的人，他的悲剧是怎么造成的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深思，洪老师认为讨论的焦点并不是这个人物是什么形象，而是造成这个人物悲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悲剧的原因是外在的，是社会的禁锢，是时代的倾轧，但是崔卫平和陆建德认为这个悲剧的原因绝大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首先他把自己禁锢到自己的小世界里，然后才会产生一系列的悲剧性或者说这种悲剧性有可能的与外在的关系。同时洪老师表示非常认同狂人真的是超人。顾老师补充说，在西方正统的思想家那里，他们在无力解释为什么会形成尼采和叔本华这样的极端思想家时，就往往用病理学来加以观照，她不主张过分倚重这种对文学和哲学做形而下理解的方式，如果认为叔本华和尼采这么迷人的思想仅仅是疯癫、病理的结果，文学乃至哲学就缺少了它的神秘性和它本身象征性带来的迷人魅力。
于冬云老师由劳伦斯“相信故事但不要相信说故事的人”切入讲了自己的心得，她认为故事永远是开放的，文学永远是直接触及到暧昧不明的、丰富的、多层次的生活的一个东西。我们相信《狂人日记》，我们要去读《狂人日记》这个文本，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不要相信鲁迅怎么解释《狂人日记》才是唯一的解释。今天洪亮老师说的方式，既不局限于陆建德或崔卫平，也不局限于前面的关于狂人就是封建礼教的牺牲者等说法，在不同的语境下用不同的方式跟文本对话的这种学术态度，令她非常受益。每个人接触一个文本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审美趣味，甚至不同的乌托邦取向，对一个文本的理解、感兴趣的点都会有变化。
吕周聚老师认为洪亮作为年轻教师与崔卫平和陆建德来进行对话，锐气非常可嘉，每个人谈鲁迅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是感想式的，有的是纯粹学理性的解读，针对洪亮老师与陆、崔的对话他认为得有另一个维度、另一个参照系，就是要和鲁迅来对话。吕老师认为陆建德把狂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统来看，走入了一个基本的误区，即他对狂人的理解与鲁迅对狂人的理解之间是有很大出入的，从鲁迅的文章里看，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在鲁迅眼里，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狂人的，是没有摩罗诗人的，屈原、嵇康都不是鲁迅心目中的摩罗诗力，他心目中的摩罗诗人就是尼采笔下的超人，在明确这点后看这个问题可能更全面。
王化学老师表示，他对鲁迅是非常崇拜的，从年轻时读鲁迅便喜欢他讽刺的文笔，大学时听薛绥之教授讲鲁迅的生平、交往中饱受熏陶，一直到现在为止，鲁迅在他心中始终是一个圣人，是一个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风骨的文人。后来听说有人对鲁迅说三道四批评讽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对于看问题更准确、理性更强的大家、名人对鲁迅的非议觉得更需要了解一下。同时王老师认为讲座中洪亮老师的知识很丰富、思想很深刻，善于抓问题，讲得旁征博引，涉及到中国文人品格，还有政治和文学的关系，非常有感触，故现场作律诗一首：
听洪亮报告《何处是狂人的“阁楼”或“铁屋”？》有感
阁楼敞亮铁屋暗，隐喻狂人意义蘩。
过度阐释常不逮，浅出深入亦出纤。
作家本义安何在？各派析分众口言。
政治文学非同类，侧观正视两难全。
2017.7.2于师大长清湖校区图书馆稷下大讲堂
陈夫龙老师讲了他的两个收获，一是洪亮从对“狂人”原先的研究成果出发，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做学问要有一个很鲜明强烈的问题意识，有助于在别人研究的前提下寻求学术成长点；第二个收获是当我们面对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对于人文学科我们每个人的观点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只要你言之有理。但在研究重要的作家时，对反对意见也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首先接受这个观点，然后发出追问。
祁春风老师针对洪老师的发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一方面他认为反思启蒙，反思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者的精神和心理结构，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认为陆、崔文章的策略是不能接受的，陆文和崔文提到了鲁迅的“狂人”是从传统文化里来的，启蒙者又造成了一个新的不平等，我是启蒙者，你们是庸众，这和传统的等级秩序也是一样的，这种批判的策略是有问题的，难道传统的就是低下的吗？再比如说等级的问题，不平等是一种常态，平等是一个乌托邦，我们发现它，我们要打破它发现某种层次的平等，后来又发现它又存在某种不平等，我们不断去追求，所以说这种策略好像抹黑他们，所以说这个思维是有问题的。对于狂人的理解，祁老师认为鲁迅的“狂人”的表现是符合病理学的，与传统的狂人是不一样的，传统的狂人是一种佯狂，是以这种方式去进行自我推销，而《狂人日记》的“狂人”是觉醒者的一种狂。
孙丽君老师说，无论刚才洪亮老师提到的《狂人日记》还是《祝福》，鲁迅小说里更多是一种文化批判，《祝福》里面的祥林嫂被认为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但是北大的孔庆东教授对此有一个看法，祥林嫂的悲剧是不是真的是封建礼教造成的？孔先生的观点是，其实是与祥林嫂同阶级的人（如柳妈等）真正造成了祥林嫂的悲剧，孙老师认为它不是在于批判、揭露封建礼教的杀人，而是在于怎么启迪愚民、下层人，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觉醒。
总结发言
魏建老师做了总结发言，他表示洪亮的讲座给他很大启发，第一个是善于发现问题，十几年前两篇文章非常有价值却被学术界忽略了，这个现象本身，就能看出一个严谨的学者和一般学者的区别；第二个是他确实很善于分析问题，发现这两个人提出来的问题背后的问题，一是发现关于文学的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一是发现我们常常模糊了的关于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别；第三个是他在发言中研究发现得比较深广，所以启发我们思考了很多问题，从刚才老师们发言提出来的问题发现都是大问题，重要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这场讲座更大的收获。
撰稿人：肖一凡、韩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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